6月1日，就在全国中老年朋友纷纷在微信朋友圈、QQ群兴高采烈过儿童节的时候，北京检方发布了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消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这五人涉嫌导致“人大硕士”雷洋“嫖娼”死。有人说，如果是文章标题写成《国资委官员嫖娼被抓猝死》，那么这五人将像英雄一般接受万民欢呼。但不幸的是，被“无耻”文人将国资委官员换成了人大硕士，结果把这五人推向了舆论漩涡，虽然得到北京警方力挺，但仍有可能成为阶下囚。
如此可见用词有多么重要。不过，因为用词引起社会风波的例子不仅这一个。去年底以来，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批评，将矛头指向北京市政府欲征收“拥堵费”也是一个。
如果将“拥堵费”改成征收“公共设施环境改善众筹基金”之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名称，可能就会向“戒烟令”一样，得到广大群众强烈支持，那样也就不会有专家因发表“拥堵费”每天应征收20-50元的言论被死在朋友圈了。北京市政府这届秘书实在不行，遣词造句只会墨守陈规，缺乏创新精神，通稿没写好让领导背黑锅。
许多专家和网友对于收“拥堵费”是否合理，是否有可行性、是否能治堵等都发表过各种观点、评论，但这些“废话”能够就挡得住政府收“拥堵费”的决心了吗？
从6月1日起，中国财税体制拉开了新的一页，所有地区和行业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税制改革，从1994年以来的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改成了增值税一统天下。
这一改革，将原本属于地税的营业税，改成了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国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老子将原本属于儿子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和儿子说，有正用的时候，打个报告再管爹要，但是儿子真的能把这些钱都要回来吗？相信很多人都能在自己生活经验中找到答案。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营改增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成过渡方案，中央与地方按50%：50%比例分成（此前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为75%：25%）。
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由于第三产业发达，其营业税收入远远超越了增值税收入，因此说此次税改对第三产业发达的东部中心城市财政收入还是有一定影响。
2015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的统计公布显示，当年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23.9亿元，比上年同口径增长 12.3%。其中，增值税 716.1亿元，增长 10.7%;营业税 1186.1亿元，增长 11.0%，为第一大税种。
由于土地模式走到尽头，能卖的土地基本已经被前任及前前任们卖光了，第一大税种又被中央政府改革走了一半，加之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因此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北京市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同一份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北京市预算支出 5751.4亿元，增长 27.1%。其中，用于城乡社区、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分别增长 77.9%、 42.1%、 37.8%和 37.6%。从这一高达千亿元的年度财政窟窿，和关键支出增幅，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压力可见一般。
现有体制下，虽然中央政府拿走了绝大多数税收收入，但基本民生开支却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不能保证基本开支，因此公职人员凭借手中权力谋利，被政府默许甚至鼓励，各种乱象频发。
前些年，人们对城管欺压、凌霸小商贩深恶痛绝，甚至还造成小商贩反抗杀死城管官员的极端事件发生，归根到底还是体制原因。一些地方没有将城管人员开支列入财政预算，城管需要发工资都需要靠罚款来解决，他们怎么能不依靠手中的权力欺压小商贩？
这样的事其实在各行各业都存在。由于财政保障不足，基层公务员贪污受贿、计生人员靠罚款、教师靠给学生补课赚外快、医生靠和药贩子、号贩子勾结，收红包……
几乎所有体制内行业人士都要通过体制外收入，才能维持一份体面生活，这几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苦了的却是企业和普通百姓。
至于警察就更惨了，一些地方在财政困难时或明或暗地给公安部门下达罚款指标，让他们走上街头去罚款，如果警察不愿意干，就让辅警们去干，这些没有财政开支保障的辅警们往往比正式警察更狠、更积极，于是到处去给车贴罚单、去抓“黄赌毒”，因为没有罚款他们就没有收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某某等五人也是制度的牺牲品。
在中国人具有所有权的大件财产中，由于通过税改，房产这块最大的肥肉已经被中央政府改到了自己碗里，让地方政府对这块肉失去了控制能力也失去了动力，将目光转向汽车这个第二大件是必然。
2012年我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所作《广州限购另有原因》（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一文就写到，由于财税分配原因，地方政府对汽车消费限制意愿强烈，而更倾向于收费。
在现行税制中，汽车消费的主要税收收入，汽车消费税、成品油消费税、车辆购置税都被中央政府收走，现在又把营业税改成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增值税，而城市公共道路建设、停车场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巨大的城市公共服务支出都留给了地方政府，这显然令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也难以承受。
在当下中国人的财产结构中，也就是向汽车收费最符合地方政府利益，金额最大、效率最高。因此治堵什么的也都是借口，收拥堵费的目的不在于治堵，而在于收费。拥堵费也治不了堵，北京市这些年来用了世界上最极端、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既限牌又限行也没有治好拥堵，反而越治越堵，根源在于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行政资源。这种资源的不公平，造成了人口向北京及区域中心城市越来越集中，因此治堵的根本措施还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废除户籍政策。
这些问题各地政府官员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他们不能像普通群众那样没素质，不能跟上级领导讨价还价，短期也很难改变。况且他们还能利用公权将手强行伸向人民的腰包，从这点上讲，与抓嫖的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某某等，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至于“拥堵费”该不该收，这事普通群众说了也不算，各地政府早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了，就等北京大哥一声令下拔鹅毛了……
（来源：车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