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举办的2014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安亭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汽车产业转型。以下为嘉宾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言实录。
自从去年中国领导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以来，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看法也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我这里是讲一讲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那么我就想从这里开始。
进入新常态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因为这是由中国讲的新常态的本性决定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新常态？我们讲的新常态，或者说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显然不是2009年有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些负责人提出来的，说世界经济今后将进入一个新常态。
他说的这个新常态是什么？他是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今后将是一个长期的萧条状况，这是他说的新常态，当然他这个语言并没有完全实现，比如说美国，在很短暂的时期就复苏了，当然有些地区和国家复苏的比较慢。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显然不是他说的这个东西，更不是他说的这个东西。我们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有很多讲话都讲到了，中国进入新常态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新常态。有说有九个特征的，有说有四个特征的，但是在我看来，但该归结起来就是两点。用今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面讲到的，它是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第二句话叫做“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两个词都是用的一个进行时，都叫“转向”，都是进行时。在我看来要注意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转向”的一个进度是不一的。第一个“转向”已经是事实了，你说的远一点，大概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的下来。到了去年的7.4%，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已经在一个中高速了。今后它有可能还要会往下变成一个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
第二个“转向”说了很多，它的定语有很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从这个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这个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这个词是苏联人在6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就是在赫鲁晓夫的时候，曾经三个五年计划赶上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发现有问题了。增速在降低，技术差距，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
于是苏共就让经济学家研究到底出了什么事？最后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就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的经济增长，它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苏联的经济学家就从资本论找到了这两个词，我们一些从苏联留学的经济学家，60年代的时候，把苏联的讨论引进来过。前一种是外延增长，后面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内涵增长。
后来我们1995年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经济里面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就进了中央文件了，进了九五建议，进了九五计划。这个时候翻译用的词就是粗放和集约了，现在我们通常都用这个词。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好多问题，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创新，技术创新等等，其实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粗放，过去太粗放了。
这件事情，现在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它还是进行时，其实是九五年，我们的九五计划规定的，到今年整整二十年，并没有实现。那么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这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已经实施，第二个特征我们二十年没有实现，我们现在要赶快实现。否则的话，它就会出现好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江苏可能太快，就出现所谓的失速，这个飞机没有速度了就出现问题了。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原来有好多经济上的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的增长摆平的，如果数量增长减速了，我们又不能够用有效率的增长去弥补它。同样是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其实如果是靠资源投入的话，它的实惠远远是小于那个靠效率支撑的增长。因为你都是1%的增长，你这1%，你到第二轮的时候，你的投入大部分都继续投入了，所以你其实是用不了的。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效率提高，来使这个减速不要太急，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靠这个有效率的增长，能够解决我们碰到的许许多多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矛盾，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希望出现的新常态，是什么新常态？速度不那么高，但是效益有明确的提高，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而做到第二点，我们特别需要大家都装在心里的，就是要靠努力，要努力。我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以后，九五计划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推进的那一轮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我们取得了在转型上，在增长方式专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五计划就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十五计划当时各个地方都提出来要重型化。于是就用了很大量的投资去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以这个增长方式在十五计划不进反退。
所以在2005年、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有一场大的争论，到底是用九五计划的办法去做，还是继续十五的做法？就是大量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和城市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一场大争论。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个讨论是相当深刻的，研究过为什么十五计划，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没有进步反而有退步呢？它有体制性障碍。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从生产方面来说，提了几条。比如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到城里，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条就是制造业要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提出它的附加值。第三条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线服务业。第四条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那么它背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就是改革，消除那个体制性障碍。这个时候正好2003年，中共中央通过一个决议，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到了“十一五”，“十一五”的规划定的非常好，后来就把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的主线，但是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发现这个方向费时的无力，没有实现。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这是在2010年。
所以“十二五”就再次规定了，这时候经济发展方式了，要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二五”的主线，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但是这个期间因为“十二五”的前面几年，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有大争论，所以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太好。因为有很强的一种意见，说是中国模式是最好的，世界最好的模式，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一个强势政府，一个海量的投资，第三个高速度。
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已经成为过去，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争论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答。方向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市场化这个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依法治国，然后推动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这个方向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就是60条决定，全面深化改革336项改革。所以现在回顾我们的历史，怎么才能够实现新常态的，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条呢？就是切实的执行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消除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来实现它。
但是现在如果从短期考虑，它还有远水解不了近火，它还有另外一种对付当前减速的状态，就是用凯因斯主义的政策，强刺激。还是用老办法，靠投资来实现，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说这个旧的常态，它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用这个办法了，因为这个办法没有能够，特别是2009年以来，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问题变的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太缓慢，贫富分化加剧，一直到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全国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
特别是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主要是个人的负债率高，而我们这里各居民的负债率并不是太高，居民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并不是很高，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很高，特别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总的负债率水平太高，继续用这种办法，它会更加加大杠杆率。
去年社科院等等有一些计算，就认为在未来这个杠杆率太高可能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计算，大概是政府的负债率加上企业的负债率，大概在将近GDP的200%左右。那么200%一般的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就是有一点风险了，但是它增长的非常快。2010年以来增长的非常快，今年我看好些计算，都是在250%—300%这个水平上。
所以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他们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办法，既能应付眼前的问题，短期的问题，又能解决长期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短期问题，是长期问题，是什么办法呢？在采取措施控制化解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体制性障碍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结构的改善，总之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数量在减速，但是增长的质量在提高，也就是提高效率。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处理我们当前碰到的问题。
那么具体的说来，首先就是一个控制、化解风险。我在前一段时间，从去年年末以来，我提过一些建议了，现在有一些中国的中央部门也在进行，比如说控制风险、化解风险第一条，就是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化解？财政部出台了一些办法，首先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比如说今年是中央财政给一万多亿的额度，供各个地方，允许各个地方发债，来应付马上到期的，要偿还的债务，这个正在进行，我们还要观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跑路这种情况，出现闪债的危机。出现个别的问题不是太大，就怕它变成一个很大面积的，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还有比如说偿还债务，现在我们社会保险基金，因为老职工的没有偿还，它这个缺口会很大的，而且会一天一天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一个决定，要给社会保障基金，让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或联合会去管理去投资，这个现在还没有动作，只有个别的省有，上海之前做过一个很小的，就是把上海嘉华卖了，偿还。
还有就是对于僵尸企业，不能再扶持了，没有希望的就要清理，如果像美国通用汽车这种，它技术上是不行了，但是未来是可以的，就用破产保护法了，总之要处理。还有在金融界的刚性定付一定要停止。还有搞了一些投资，根本是没有回报的，你老往里投，但是没有回流，就会越来越被动，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在存在着杠杆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保证不发生系统性的危机，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把它稳住，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你比如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我们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什么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呢？其实就是赤字，就是扩大赤字。那么扩大赤字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政府花钱。一种办法是减少政府的收入。这都是扩大赤字，都是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那么应该用什么办法呢？这是有讲究的。
花钱，有些钱得花，比如说保持社会稳定，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这种钱得花。但是我看主要的应该是降低收入，就是减税。普遍性的，普惠性的减税。这种问题都需要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建设怎么做。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积极的把主要的力量推进改革。
人家说远水解不了近火，老是这么想的话，讲了二十年了，你老是火是越烧越旺，这不好办。而且现实告诉我们，前两年就降速了，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而且就业的情况相当不错，至少比过去好。当然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新增劳动力在减少。就业情况好为什么呢？用我的话，就是改革的小试牛刀，一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一个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就这两个小改革，服务业我们喊了多少年？喊了十年了。要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这两年变了，服务业很快就上去了，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比去年还好。当然这是小改革，它所能起的效果。那么大的改革，就是更加会发挥效果，这应该说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很好的设计，这个336项，我们现在就来检查检查这336项怎么样？在哪些方面可以推进？我看比如说金融改革它的核心就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这个改革推进的还是可以的。最近这个存款保险制度也推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具备条件把这个存款利率放开，这个推行的还可以，但是有些方面需要加强。比如说是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一直存在着一个监管路线的问题，就是到底用信息披露制度，还是用审批制度的问题，这个可以搞的快一点。
当然之前是不是搞的太快了一点，但是又过了一年多，两年了，是不是可以搞的更快一点？否则这个证券市场，如果不健全的话，既使是你人为的让它繁荣，很容易出事，而且对于信息的弱势方面，就是小投资者，叫小股民，变的风险特别的大。
财政改革难度非常大，但是基本上是按照小组的计划来进行，我们刚才说了需要观察。现在有些什么，一个农业方面的土地产权流转的改革问题，有比较大的争论。但是现在好像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三权分立，经营权流转的办法，这个也是需要观察，这个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现在做了初步的工作，明确权利，然后把三个权分开，开始流转。
现在我觉得最需要加强的，可能在座的我们中国企业有关的一件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国有企业还是主力。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应该加快推进，虽然国有企业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说不是占优势的。如果把金融加起来一块，大概也只有1/3这样子。工业里面更低一点。但是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行业都是国企占主导的，他们使用社会资源的效率，对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影响很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我认为最重要的在国有企业改革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个管理方法跟原来的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原来的管理方法是管企业，就是由国有资本的代表机构，就是国资委，各级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这个办法有些问题很难解决，管人、管事、管资产，我们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有一个行政身份，叫“官员”的身份。
于是，对他的刺激，对他的薪酬制度和刺激，这个是双轨，一个是行政级别、政治待遇的激励，一个是薪酬的激励。薪酬的激励是跟市场挂钩的，这两个东西就会有冲突。不但老百姓有意见，同级的官员也有意见，我们两个都是局级的，我们两个都是副部级的，这个薪酬差那么远，如果保持这种制度，只能用现在这种办法“限薪”。限薪我们当然也会有问题，我们有些人才是市场来的，所以就加了一条，行政任命的干部限薪，市场吸收的干部按照市场。那么他也会有矛盾，就是说可能这个CEO比起一个部门经理薪酬还低得多，这里面会有很多矛盾。那么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老百姓信有意见，官员们也有意见。
我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国有企业来说，国家就是资本所有者，它按照公司法的办法，作为股东，不管是全资股东，还是控股股东，还是参股股东，你就是一个股东，在公司治理里面，扮演股东的角色。这个企业按照公司法运行，不按照《国资监管条例》运行，我想这样的解决办法可能会比较好。
还有其它的一些改革，比如说创新。创新我们到现在对于技术创新，用的办法基本上是苏联的办法。花钱花了很多，但是办法不大对，就是行政主导的办法，还是要用市场的办法，所以要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就不详细的讲了。
对于非国有企业，现在对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来说，应该看到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他们现在存在一个对未来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我建议按照1998年对付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做了全面的研究，整套的办法去支持民营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对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起了主要的作用。现在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其它的一些吧，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总理提出了很好的口号，叫做“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要有一套制度去保证这个口号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