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刚到华晨任董事长的祁玉民参加第一次业绩发布会就遭到了香港媒体刻薄的提问，有媒体问他：“华晨领导一年变动一次，你准备呆多久？”祁玉民面不改色的答：我第一个二十三年在山西度过，第二个23年在大连度过，第三个23年在华晨度过。但世事难料，在第13个年头，祁玉民离开华晨。
4月1日，随着一纸调令，华晨集团董事长一职由辽宁省委新调派的阎秉哲接任，祁玉民在仰融后接管华晨的13年时间终结。在过去这十余年时间中，祁玉民与华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远在东北的华晨集团高管团队在仰融后已经分崩离析，祁玉民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华晨。在十余年间与外界周旋，祁玉民给人留下了大胆而富有想法的印象。
在每一次面对公众的时候，祁玉民会有不少新的想法。口若悬河的祁玉民会用极富煽动力的表述，他可以用这些想法轻松的打动周围的人，并让人相信华晨是按照他的设想蒸蒸日上——在祁玉民十余年的工作中，他确实在为之运筹布局。在2005年12月，祁玉民从大连市副市长职位上接手华晨的时候，他是这家企业的第四位董事长。而这个企业正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随时可能倒闭。
祁玉民在后来的回来中曾说道，自己去沈阳上任时候心情很悲壮，到了华晨一看，这个公司就剩给职工开工资的钱了，另外还欠供应商10个亿。当时，祁玉民第一件事就是去跑银行，跑了5天，贷了7个亿。当时的华晨，正经历了仰融出逃后的大混乱时代。前后两人董事长期间，一个是辽宁省的“接盘清算团队”，另一个是仰融团队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但当时四大金刚都忙着套现离场。最为致命的是当时大批人才和经销商的逃离，这造成了华晨的中层断档至今没有改观。
从私有转为国有控股的华晨，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四年大震荡、大混乱时代，其在发展中陷入了困境之中。当时华晨混乱到什么地步？以至于当时已经和华晨签约合资的宝马差一点就抛弃了这个伙伴，而另一方面华晨也多次走在破产的边缘。当时华晨失去了颇多好的机会，这包括罗浮项目（赔款终止）、雷诺国产项目（赔款终止）、雪佛兰SUV、皮卡国产项目（被上汽通用整合）、在宝马合资项目中也失去了话语权。
祁玉民的到来，给了华晨新的希望。不夸张的说，祁玉民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也受到了外界的期待。当时，祁玉民是一个“新星”，其既有工程学士又有工商管理硕士知识背景，同时在大型机械企业多年的管理经验是其坚实的底气，特别是那短暂的副市长的官员经历，使其与辽宁政府更容易沟通。另一方面，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也被认为是华晨度过仰融末期时代实现过度的关键——没有摧枯拉朽的手段，很难拯救华晨。
带着“悲壮”的心情前去沈阳的祁玉民，刚一上任就动作频频。他一夜之间把华晨公司院里“仰融”几百万造的山给炸了，他上任5天就挑起中级车价格大战，被合资车厂称为“搅局者”。面对仰融起诉，他隔空强硬地回应称，“政府干预华晨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说一汽、二汽也受政府干预呢？”祁玉民的出场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和强度的，而仅仅两年半后华晨实现了历史性的扭亏。
但华晨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回顾在华晨历史发展，尽管在2018年华晨集团营业收入2050亿元（相比去年增长62.3%），成为辽宁省属国企第一个跨进2000亿门槛的企业集团。但实际上，除了华晨宝马，华晨的其他几大板块都不乐观，特别是自主板块乘用车一直困境之中。从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来说，除了宝马的规模不断上升，华晨本身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在20 年前，华晨汽车曾是中国表现最好的汽车企业之一，它 1998 年营收就达到 32.27 亿元。在与宝马达成合作的前一年（2002 年），华晨中国营收突破 70 亿元。而经历了 15 年与宝马合资经营、引入技术和管理方式之后，去年华晨的收入不计入宝马车型销售只有 53 亿元。在集团层面，华晨曾经有华晨汽车、金杯汽车、申华控股三家上市公司，但后两者连年亏损，走在退市边缘。
在资本市场上，华晨曾计划了诸多的方案，包括新增加一些上市平台，但至今都没有实现，这包括沈阳专用车的上市。2015年，华晨曾有过两年内整体上市的计划，但也未能实现。但这些并不是华晨发展中最伤心的一处，金杯品牌的没落是华晨至今没有走出的困境。作为中国轻客第一的金杯品牌，曾经雄霸市场，但至今已经悄无声息。2017年，金杯股份将金杯汽车以一元钱的价格剥离，后者被出售给了雷诺公司。
从整个层面来说，祁玉民没能改变太多。但聪明的祁玉民握紧了仰融时代留下的最宝贵的两大财富：华晨的资本运作团队和宝马汽车。通过资本运营团队，祁玉民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套现，一次实现了对华晨资金的补充；其次，通过对宝马的捆绑，华晨找到了自己造血的办法。这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获得宝马的技术支持，最主要是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其次是获得宝马的资源支持，包括N20系列发动机的国产。
通过宝马的支持，华晨建立了自己一套技术系统和整车开发平台。而拿到了宝马发动机，包括N20系列和王子发动机的华晨，在绵阳新建了一个上市平台——新晨动力。这家公司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吃干榨净”宝马，这是外界对祁玉民发展策略的第一印象，令人意外的是祁玉民从来不在意外界对此的评价，反而引以为豪。祁玉民的逻辑很简单，中国汽车开放的目的是市场换技术，其他企业没有能换回来，但华晨拿到了宝马最先进的发动机，并获得宝马技术团队的支持。
祁玉民在2016年一次采访中形象的描述自己谈合作的过程。祁玉民说，我和宝马的人说，要钱没有，但是你们还得支持我发展，我不行了对宝马也不是好事。不掏钱还要宝马支持，这可能只有华晨实现了。但可惜的是，尽管有宝马的技术支持和老平台无偿转让，但开发能力太弱的华晨无力讲技术消化。比如其在宝马平台上开发的产品，估算下来的价格甚至贵于宝马本身。
当然，最令祁玉民饱受争议并不是这些。自主品牌的羸弱也好，对宝马的“吃定”也好，仅仅是让祁玉民领导下的华晨受到了不争气的指责，但2018年华晨宝马股比的变化，让祁玉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作为第一个让出控股权的合资公司，祁玉民受到了舆论的狂轰滥炸。祁玉民后来在采访间隙无奈的说，自己对此无可奈何。再后来，祁玉民解释说，早变迟变都是要变，不如早点变，把一切条件都谈好。言语之间，满是无奈。祁玉民的处境和无奈，没人能理解。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直毫无话语权的华晨在与宝马的商谈中确实拿不出任何有力的筹码，而这仅仅是换取宝马继续留在沈阳的最好方式。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不管是祁玉民还是其他人，都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祁玉民毫无疑问是奋发的，也曾激情燃烧过，但在华晨，他最终还是没能破解这个难念的经。时至现在，华晨内部的混乱外界依然很难清晰地了解，从接近华晨的内部人士消息来看，祁玉民尽管有改革之心，但在一个腐朽的机制内几乎难以推进。有消息人士称，内部很多人都对祁玉民报喜不报忧，他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华晨真实的状况。
在研发上和营销上，祁玉民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自主品牌的发展上。甚至在2009年的时候，华晨自主品牌中华的研发资金就高达30亿元，而这个时候外资对华晨最大的之一就是缺钱。祁玉民用资本运作的钱来发展自主，其当时愤慨的说，都”这样都说我穷的没钱，谁知道我投了三十个亿搞研发，没人知道！“而在后来的车型研发中，其投入也十分巨大，比如在中华V7上投入就是36亿元。
但为何如此巨大的投入下，华晨的产品仍旧是不叫好不叫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好好发掘。显然，华晨的“病”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大手术，而祁玉民时代，他更大的责任在于稳定住这个企业不让其“大厦倒掉”。在祁玉民接手的10余年时间中，这种危机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不管是2009年前后被广汽等重组的传言，还是更早之前的倒闭危机。
祁玉民本来可以做的更好，在一个腐朽的机制中，他是有可能打破一切僵局，重新建造华晨的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这可能是祁玉民的遗憾，当然这也会是华晨的遗憾。祁玉民和华晨经历中国汽车的黄金时代，经历大变革时代，但现在一个依赖于宝马的华晨已经很难有机会实现“焕然一新”了。而错失的机会很难再度出现。但祁玉民在华晨上策略和成绩显然得到了辽宁省政府的认可——早在2009年当华晨再陷入困境的时候，就有消息说祁玉民要被调离，但直到13年后他才以退休的方式离任。
十三年功名尘与土。毫无疑问，是祁玉民挽救了华晨于生死存亡间，但他最终没能改变华晨，壮志未酬地略带悲情谢幕。那么，这个继任者能否实现其当年的梦想呢？
